只有用于其他投资的资本才作为全民所有资本进入计算和经营。

土地制度改革事关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需要长远谋划、积极审慎。面对城镇化继续提升、伴随新农村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仍然感觉投入不足，大量可做、应做的事情还只能循序渐进、区分轻重缓急，逐步去办。

（四）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结合当前企业的实际情况，应以负面清单原则取向，创造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二）未来经济战略目标与战略分期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没有变体现的国情特征以及我国 13亿人口消费品市场的供给端呈现为本国生产为主，海外进口为辅的特点而势必要逐步在全球化与和平崛起过程中逐渐接近美国全球供给、海外进口为主，本国生产为辅的市场结构，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升级版的演变中，供需的主要矛盾方面是在于抓好供给端。在经济下行中，结合优化结构、提升发展后劲、改善民生等需要，应积极考虑加大选择性有效投资（即可以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的力度。四是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信息数据库及在线行政审批平台，提高政府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为代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向工业领域的巨量转移，是支持我国获得经济发展的主力贡献因素之一。

以胡焕庸线为重要线索来进一步认识中国基本国情对经济发展的特殊制约和挑战，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加快推进预算公开，提高财政透明度，包括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完善预算公开机制，强化对预算的外部监督检查等。顺理成章，我们中国人的改革一定是摸着石头过河，草鞋没样，越打越像。

家族以外，乡村之内，有乡约规矩。但是当中国人群起效法西方来的科学与民主两先生时，先生却总要欺负学生。最初这叫做"离土不离乡"，后来发展大了，就升级成为新的镇或市，也叫做"发展中小城镇"。另一方面，如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4年十二月及以后各期连载的那篇文章里所说，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也就不会有利润（或亏损），不会有追逐利润的企业家。

引言所说的当代中国社会的那三个特征性事实使中国与其周边各小国情况非常不同。至于这个科层制度的下限是在县一级，还是在乡一级，或省一级，则要视政府职能和技术结构而定了。

从目前的发展看，乡镇企业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而社区政府则是保护乡镇企业财产权利的主要力量。深层次改革的内容包括国有资产管理和投资体制的改革，货币金融体系和财政改革，社会保障与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外贸与汇率改革，政府职能转换，以及鼓励非国营经济部门的发展。就好象无产阶级非夺取政权不能成为统治阶级一样，资产阶级也必须取得政权才能够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经济基础。可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付这样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而专业户的规模经营直接威胁到国营商业，建筑业，农机服务业等等的"饭碗"。决定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力量是如此普遍和强大，同时它的逻辑又是如此清晰明白，以致人们从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可以学到这些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知识，并且大部分经济学教科书都提供了这些知识在具体经济中应用的实例。在共产党内则有刘少奇、陈云在六十年代初期实行过的三自一包和减低农业税的政策。我们预期比较彻底的宪法改革的另一个理由是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中国人的道德共识必须而且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溯本求源，甚至"经济发展"这个观念也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西方科学理性兴起的产物。其实不必借鉴印度，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官僚垄断资本以其腐败终于拖垮整个政权已经足以借鉴。

官商与腐败，这两个孪生兄弟，他们触发了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运动，也触发了八十年代末那场壮烈的反对共产党政府的运动。而这两个因素的发展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需要时间和政策投入。

从效率原则一，我们知道任何宪法的改写都不仅仅是改写，而是公民达成新的道德共识的过程，否则新宪法就会因为执行成本高昂而流产。在我们中国文化里，最高的道---仁，是通过人伦日用来实现的。尽管我们可以给出许多解释，说明毛的改革是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不过上面的讨论已经足以使我们怀疑背着"中庸"和"止于至善"传统包袱的中国人在属於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道路上能够走多远。在20年前的这篇旧作中，作者概括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分析了中国改革的逻辑，并预测了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社会经济前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中国经济发展的确面临着严峻的技术选择问题。可惜，社会主义毕竟没能从空想变成科学，反对资本主义先生的学生们最终还是要搞资本主义才可以富强起来。

而从轻征薄赋转型出来的，则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种优惠表现在"价值形态"上，就是基本原材料的"低价原则"。

在九十年代，由于十年分权改革，主要的财政负担开始向地方政府身上转移。一部资本主义经济史无非是为这一规律做的脚注。

渐进改革于是走进了"死胡同"。当时在基层企业内，党委书记与厂长在权限上的矛盾非常广泛。我们中国传统里更加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不是人对自然的不断征服。（2）中国社会仍是东方的而非西方的，儒家的而非基督教化的，以家族为基础的而非法治的社会。

专业户的出现是农村经济改革开始突破鸟笼经济的第一个信号。由此引出的改革最初也是在鸟笼许可的限度内进行的。

对于前一个问题，当时现成的一个改革方向是已经在首钢试点的上缴利润承包制。这是中国经济大大不同于苏联之处。

既然中国人从来不是社会主义的旗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就比苏联东欧小得多了。所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这就是赵紫阳提出的"两个分离"口号的隐涵意义。这是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基本国情。那么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中国改革进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上一节的讨论不难理解，未来最重要的改革将是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如此，盖源于以家为基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理想。

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取决于政府职能转换及转换之后的有效运作。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粗略地考查了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改革的历史过程，希望理解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

另一方面，企业权利及其可以支配的财产不断扩大。根据前述的效率原则一，如果使用超个人的力量保护产权的成本（也就是"事前成本"）太高，人们会相应地增加获取信息和交换信息的成本（"事后成本"），从而把产权关系建立在个人联系的基础上。

这就是"理顺定价机制"---中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主题。又例如，让国营企业的经理们面向市场，同时又不让他们分享利润，这是违反上述第二个效率原则的。